余光中論中文之西化(二)

作者:江蘇翻譯小編(南京翻譯公司) 發布時間:2020-08-29 07:19???? 瀏覽量:
六十年前,新文化運動發軔之初,一般學者的論調極端西化,語文方面的主張也不例外。
 
早在1918年3 月14日,錢玄同在《中國今后文字問題》一文中就說:
 
「中國文字,論其字形,則非拼音而為象形文字之末流,不便于識,不便于寫;論其字義,則意義含糊,文法極不精密;論其在今日學問上之應用,則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詞,一無所有;論其過去之歷史,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為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……
 
欲使中國不亡,欲使中國民族為20世紀文明之民族,必以廢孔學,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,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,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。
 
至廢漢文之后,應代以何種文字,此固非一人所能論定;玄同之意,則以為當采用文法簡賅,發音整齊,語根精良之人為的文字Esperanto。
 
唯Esperanto現在尚在提倡之時,漢語一時亦未能遽爾消滅;此過渡之短時期中,竊謂有一辦法:則用某一種外國文字為國文之補助……
 
照現在中國學校情形而論,似乎英文已成習慣,則用英文也可;或謂法蘭西為世界文明之先導,當用法文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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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中學起,除國文及本國史地外,其余科目,悉讀西文原書。如此,則舊文字之勢力,既用種種方法力求滅殺,而其毒焰或可大減——既廢文言而用白話,則在普通教育范圍之內,斷不必讀什么“古文’發昏做夢的話……新學問之輸入,又因直用西文原書之故,而其觀念當可正確矣?!?br />  
在錢文之前,《新世紀》第四十號已發表吳稚暉的意見:
 
「中國文字,遲早必廢。欲為暫時之改良,莫若限制字數;凡較僻之字,皆棄而不用,有如日本之限制漢文……若為限制行用之字所發揮不足者,即可攙入萬國新語(即Esperanto);以便漸攙漸多,將漢文漸廢?!?br />  
錢文既刊之后,胡適和陳獨秀立表贊同。
 
胡適說:
 
「我以為中國將來應該有拼音的文字。但是文言中單音太多,決不能變成拼音文字。所以必須先用白話文字來代替文言的文字,然后把白話的文字變成拼音的文字?!?br />  
陳獨秀則說:
 
「吳先生‘中國文字,遲早必廢’之說,淺人聞之,雖必駭怪;循之進化公例,恐終無可逃,惟僅廢中國文字乎?抑并廢中國言語乎?此二者關系密切,而性質不同之問題也,各國反對廢國文者,皆破滅累世文學為最大理由,然中國文字,既難傳載新事新理,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,廢之誠不足惜……當此過渡時期,惟有先廢漢文,且存漢語,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?!?br />  
六十年后重讀這些文章,其幼稚與偏激,令人不能置信。所謂世界語,始終不成氣候,將來可見也難成功。
 
至于中文,豈是少數一廂情愿的‘“革命家”所能廢止?
 
六十年來,中文不但廢止不了,而且隨教育的普及更形普及,近年西方學生來中國學習中文的,更是越來越多。
 
我國學者和外國的漢學家,對中國古典文學不但肯定其價值,而且加強其評析,并不當它做“腐毒思想之巢窟”。
 
六十年來,我國的作家一代接一代努力創作,累積下來的成就足以說明,用白話文也可以寫出優秀的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評論。
 
但是六十年前,所謂文學革命的健將,一味鼓吹西化,并未遠矚到這些前景。
 
1919年2月11日,傅斯年在《漢語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》長文里說:
 
「近一年來,代死文言而興的白話發展迅速的很,預計十年以內,國語的文學必有小成。稍后此事的,便是拼音文字的制作。我希望這似是而非的象形文字也在十年后入墓?!?br />
傅斯年此文論調的激烈,和他的那些新派老師是一致的。此文刊出前一個半月,他已發表了一篇長文,叫做《怎樣做白話文》。
 
他認為中國白話文學的遺產仍太貧乏,不足借鏡,要把白話文寫好,得有兩個條件。第一就是乞靈于說話,留心聽自己說話,也要留心聽別人怎樣說話。
 
傅氏說:
 
「第一流的文章,定然是純粹的語言,沒有絲毫羼雜。任憑我們眼里看進,或者耳里聽進,總起同樣的感想。若是用耳聽或眼看,效果不同,便落在第二流以下去了?!?br />  
不過,傅氏立刻指出,語文合一的條件并不充足,因為口語固然有助文章的流利,卻無助文章的組織,也就是說,有助造句,卻無助成章。
 
所以,要寫“獨到的白話文,超于說話的白話文,有創造精神的白話文”,尚有賴于第二個條件。
 
這第二個條件,傅氏說:
 
「就是直用西洋人的款式,文法、詞法、句法、章法、詞技(figure of speech)……一切修詞學上的方法,造成一種超于現在的國語、歐化的國語,因而成就一種歐化國語的文學?!?br />  
傅氏又說,理想的白話文應該包括:
 
「1)邏輯的白話文:就是具邏輯的條理,有邏輯的次序,能表現科學思想的白話文。2)哲學的白話文:就是層次極復,結構極密,能容納最深最精思想的白話文。3)美術的白話文:就是運用匠心做成,善于人人情感的白話文?!?br />  
照傅氏的看法,「這三層在西洋文中都早做到了。我們拿西洋文當做榜樣,去摹仿他,正是極適當極簡便的辦法。所以這理想的白話文,竟可說是———歐化的白話文?!?br />  
最后,傅氏又說:
 
「練習作文時,不必自己出題、自己造詞。最好是挑選若干有價值的西洋文學,用直譯的筆法去譯他;徑自用他的字調、句調,務必使他原來的旨趣,一點不失……自己作文章時,徑自用我們讀西文所得,翻譯所得的手段,心里不要忘歐化文學的主義。
 
務必使我們作出的文章,和西文近似,有西文的趣味。這樣辦法,自然有失敗的時節,弄成四不像的白話。但是萬萬不要因為一時的失敗,一條的失敗,丟了我們這歐化文學主義??傄氡M辦法,融化西文詞調作為我用?!?br />  
傅斯年的這些意見,六十年后看來,自然覺得過分。實際上,新文學運動初期的健將,例皆低估了文言,高估了西文。
 
 印歐語系分布圖

胡適在當時,一口咬定“自從三百篇到于今,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兒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,都是白話的,或最近于白話”。
 
他認為我們愛讀陶淵明的詩,李后主的詞,愛讀杜甫的《石壕吏》、《兵車行》,因為這些全是白話的作品。
 
但是證以近年來的文學批評,不近于白話的李賀、李商隱,也盡多知音,甚至于韓愈、黃庭堅,也不曾全被冷落。
 
杜甫的語言,文白雅俚之間的幅度極大,有白如《夜歸》之詩句“峽口驚猿聞一個”和“杖黎不睡誰能那”,也有臨終前艱奧多典的《風疾舟中伏枕書懷》那樣的作品。年輕一代的學者評析杜詩,最感興趣的反而是《秋興八首》那一組七律。
 
新文學的先鋒人物對舊文學那么痛恨,自有其歷史背景,心理的反應該是很自然的。
 
前面引述的幾篇文章,大都發表于1918年,與廢科舉(光緒三十一年,公元1905年)相距不過十三年,科舉的桎梏猶有余悸。
 
年事較長的一輩,如梁啟超、吳稚暉、蔡元培、陳獨秀等,且都中過舉,具有親身經驗。
 
所謂八股文,所謂桐城謬種選學妖孽,對他們說來,正是吞吐已久的文學氣候。
 
我們不要忘了,曾國藩死的那年,吳稚暉已經七歲,很可能已經在讀桐城派的古文了。
 
曾國藩說:
 
“古文無施不宜,但不宜說理耳”,乃被錢玄同抓到把柄。
 
當時的軋記小說多為聊齋末流,正如胡適所嘲,總不外如下的公式:
 
「某地某生,游某地,眷某妓。情好綦篤,遂訂白頭之約……而大婦妒甚,不能相容,女抑郁以死……生撫尸一慟幾絕?!?br />  
林琴南譯小說,把“女兒懷了孕,母親為她打胎”的意思寫成了“其女珠,其母下之”,一時傳為笑柄。這些情形,正是新文學先鋒人物反文言的歷史背景。
 
不過胡適、博斯年等人畢竟舊學深邃,才能痛陳文言末流之種種弊病。他們自己動筆寫起文言來,還是不含糊的。
 
以傅斯年為例,他最初發表《文學革新申議》和《文言合一草議》,是用文言,到了發表《怎樣做白話文》時,就改寫白話了。
 
一個人有了傅斯年這么深厚的中文根底,無論怎么存心西化,大致總能“西而化之”,不至于畫虎類犬,陷于“西而不化”之境。
 
1950年,孟真先生歿前數月,傳來蕭伯納逝世的消息,他一時興感,寫了三千多字的一篇悼文《我對蕭伯納的看法》,刊在《自由中國》半月刊上。
 
文中對那位“滑稽之雄”頗有貶詞,但是令我讀之再三而低回不已的,卻是那簡潔有力的白話文。
 
足見真通中文的人,體魄健全,內力深厚,所以西化得起。西化不起,西而不化的人,往往中文原就欠通。
 
今日大學生筆下的中文,已經夠西化的了,西化且已過頭,他們所需要的,便是“華化”。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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